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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乡村治理逻辑”进行法律援助 贵州青年律师助力精准扶贫

2021年01月13日 23:58来源:未知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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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色渐暗,吴启刚站在原始森林的边缘,被浓雾遮挡了视线。他和另外4名律师在一个村子做完普法工作返程时,手机信号和导航信号都消失了。眼看汽油所剩不多,他们不敢继续开下去,于是停下车来看是否会有人经过。
2017年6月,贵州省司法厅和贵州省律师协会联合发起法律援助精准扶贫项目,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启刚报名参加。他是从江县走出去的大学生,2000年考取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,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助力他圆了大学梦。得知这次活动后,吴启刚主动报名回家乡扶贫。此后,他和律所的律师每个月都要开车十几个小时,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勉乡做普法宣传。除了黔成起智律所外,贵州还有19家律所参与这一扶贫事业。
吴启刚和同事等了约1个小时,有个村民骑摩托车经过,他们终于找到回去的路。
起初到村里做普法宣传时,村民大都不理会他们的活动。吴启刚发现乡里少数民族村民居多、青壮年很少,村民大都不会讲汉语、更看不懂汉字。
好在吴启刚会讲苗语,可以跟村民顺畅沟通。吴启刚从村干部入手,先请各村的村干部来听课。他和同事还发明了很多新的普法方式。每逢年底各村办春晚,吴启刚和其他律师要赶好几个场——这是村里少有的人数齐全的时候。贵州的乡村公路弯弯曲曲,为了赶时间,他们把汽车开得飞快,一停车,全车的律师跳下车就吐,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上台表演节目。这些平日总以严肃面目示人的律师,如今成了“村晚”舞台上的小品演员、相声大师、合唱队员。节目内容都是普及法律知识,村民看得津津有味。
按照计划,驻村律师每月应在乡里驻扎1周,帮村民解决各种法律问题,但日子久了,驻村律师的工作范畴已经远超起初的设想。
扫黑除恶工作开展后,从江县要求为每名被告都配备律师,但从江县的律师人手远远不够,吴启刚和律所同事也参与了这项工作。县里为每个案子提供1000元办案补贴,然而办理一起涉黑恶案件时,仅打印费就花了1万多元,全案的办案成本30多万元。
在3年多的驻村过程中,律师们也各自收获了异于往常的从业经验。
北京盈科(贵阳)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启华在村里看到了“乡村治理逻辑”。有一起案子,被何启华称为“村里的典型案件”:两户人家调换过田地,后来为了一小块田地争执几年还没个结果,甲说那块地是自家秧田,不能换;乙说甲答应过把这块地换给他,而且这块地离乙家更近。两户人家都说对方口头同意这块地归自己。
在村里,农户私下调换土地很常见,因此引起的纠纷也不少。何启华最初凭经验认为这块土地应该归乙所有,而且就算是打官司,大概率也是把土地判给乙。但实地了解情况之后,何启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。
那块20多平方米的土地被甲当作秧田,用于培育秧苗。在贵州农村,秧田极为宝贵,需要同时满足日照条件好、离水源近、土壤肥沃等几项条件。而乙打算在这块地里种蔬菜。
对于农民来说,用于生产粮食的秧田显然比菜地更重要。何启华提议保持秧田不变,为了让乙服气,他又提出了补偿方案:甲给乙一棵树,用来堆草。堆草的地方也因有讲究而不大好找:地面要平坦、干燥,树也要直。提出这项解决方案后,矛盾双方都表示认可。
何启华知道,这个案子必须调解,没有其他路可走,“不然两家人就会因此变成世仇,积怨还会传到后代”。何启华就曾见过这样的例子。作为律师,何启华以前认为打官司理所当然,但在村里工作这段时间,他发现打官司其实无法解决根本问题,因为双方的怨气还在,依然是不稳定因素,这时调解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驻村3年多,何启华学会了完全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。
何启华定点帮扶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塘镇是极贫乡镇,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,乡里很多项目得以开工。何启华审查合同时发现,有不少项目已经开工,但并未经过合规的招投标流程。原来,乡里的工作人员认为完成项目是首要任务,流程问题则居其次。经过这几年的努力,何启华使当地的工作流程变得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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